白驹过隙，黎澍先生驾鹤西归，倏然已届十年。《历史研究》编辑部徐宗勉等先生编辑出版了一册《黎澍十年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捧读之余，不禁想起黎老的两篇旧文，文集的各位作者均未提到。两篇旧文都发表在1951年的《学习》杂志上。这个杂志是建国初期最具深度和影响的思想理论刊物，而黎澍在上面发表的文章，也很见功力，在黎澍十年祭之际，自然更值得提起。而由此两篇旧文，又自然想到时下颇受学人关注的学术批评与学术规范议论，更可见“旧文”之有“翻新”的价值了。
一篇是批评吴泽先生的。1951年7月，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了吴泽《历史人物的评判问题》一书，黎澍随即发表评论，开篇便毫不客气地下了断语：“这是一本写得极其草率和内容肤浅的书。”接下去，便列举了“三个显然由于草率而造成的错误”，又指出全书“所使用的文字也是粗疏到极点”，对“两千年来的历史人物下了很多很轻率的论断。作者用以作出这种论断的方法也是混乱的。”黎澍说：“本书作者吴泽同志所写过的一些文章，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是发生过一些进步作用的。但他的作品一般说来都有粗率、不严肃的缺点。从他最近出版的这本书看来，他还丝毫不觉得这种根本上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应该认真地纠正。我们诚恳地要求吴泽同志用马克思主义者所应有的严肃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出版物。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把理论研究工作和出版工作视同儿戏的态度！”最后，黎澍道出这么一句：上海《大公报》对吴泽的书“作了庸俗的恭维”，报刊“应该拒绝这种庸俗作风的侵蚀”。
另一篇是批评侯外庐先生的，题为《反对故作高深》。黎澍说，侯外庐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武训：中国农民拆散时代的封建喜剧丑角》。这篇文章用了一些侯外庐自己独特的词句和表现方法，以至叫人不知所云。例如，文章题目中的“中国农民拆散时代”，就是一个“硬造”出来的“令人不解的新词”，既不需要，也不适当。他写道：“侯外庐同志在革命的理论工作上和实际工作上都是努力的，有贡献的，但是他的理论著作至少有一个显著的缺点，就是不善于用明确的语言来表现明确的思想，也就是故作高深。我们希望他认真地克服这个缺点。”
读了这两篇得罪人的批评文章，真为黎澍也为两位遭批评的知名史学家捏了一把汗！这可真是何苦来！为什么不给人家留点情面呢？既是同行，又是同道，何必同室操戈？又让侯、吴二位今后如何在学界立足？然而，把接下去的《学习》杂志继续翻检下去，就会发现我们的这种小人心理是多么庸俗委琐，并进而感受到：大学问家的胸怀跟他的学问一样光明宽广，不仅容得下五车的才学，而且容得下严厉的批评，是我们所学不会也学不到的。
黎澍的文章发表后，吴泽、侯外庐两人迅即给编辑部写来长函，表示虚心接受批评。
吴泽在信中说：“黎澍同志对我提出严正的批评，我由衷地感激接受，一定认真改正。这本小册子决重新改写。”侯外庐则说“黎澍同志对我的文章作风，所作的友谊而诚恳的批评，特别是该文首段与末段的前提与结论，我衷心地接受着，作为改正文风与克服缺点的药石良言，在今后的理论写作上认真地自我检查。”
俗话说，出去剪羊毛，没准自己会给人剃成秃瓢！谁能拍胸脯大言自家的学术研究纯而又纯绝无过失讹谬呢？侯、吴二人的学术成就早已是史学界公认的事实，绝不会因黎澍的批评而贬损，毋宁说其道德文章会因其勇于承受批评的雅量而愈见粹美，而黎澍却不因其为同志、为名流而假以宽贷，照样该怎么批就怎么批！老辈之德，于斯可见；批评之道，于此可明。当然，假如我们不把历史当作镜鉴，不能从中照见自我，不去注意或在意其中的当下意义，那历史也就只能是过往的虚空。
